在全球經貿體系面臨動蕩和不確定性的關鍵時期，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的美國和中國理應彌合分歧共擔責任，著眼于世界經貿格局尤其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避免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的步伐頻繁遇阻。

如果把時鐘撥回到20多年前的2004年，世界經濟正處于2003—2007年的“黃金5年周期”。彼時，中美經貿關系已經開始進入一些學者所說的“經濟摩擦時代”。當年4月，首屆副總理級別的中美商貿聯委會在美國舉行，開啟了當時全球第四大貿易國與第一大貿易國之間碰撞與磋商交織的周期。美方當時之所以升級對華經貿摩擦烈度，蓋因在時任總統小布什執政之初的三年間，美國流失至少260萬個工作崗位。于是，美方有人將其歸因于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開始在美國市場享受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待遇，對美出口陡增，結果導致美國貿易逆差擴大。

不過，隨著之后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演變成為一場波及甚廣的國際金融危機，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基于穩定美國經濟與金融體系的現實考量，較好地處理了中美之間的經貿分歧。兩國在二十國集團華盛頓峰會、倫敦峰會、匹茲堡峰會上開展高水平合作，攜手其他有責任感的經濟體帶領世界逐步走出危機。中美也于2009年至2015年就事關兩國關系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全局性問題進行多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以2015年的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為例，雙方就重大雙邊、地區和全球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127項對話成果，涵蓋應對地區和全球性挑戰，以及加強能源、環保、海洋、科技與農業等領域的合作。

可以說，當今世界所關切的諸多重大問題，早在9年前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成果清單中就已經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這充分證明了兩個大國的戰略遠見與全球責任感。

輾轉曲折20多年后，歷史又來到了一個與當年有些相似的節點。當世界邁入充滿更多不確定性的2025年時，這兩個最大經濟體尤其美國又面臨抉擇時刻，中美既要正視雙邊復雜交織的分歧與競爭關系，更要站在世界經濟與安全體系擔保人的角度，以更加負責的態度攜手推動全球治理，共同應對雙邊、地區以及全球性挑戰。在關乎國際經貿秩序的投資貿易規則、關稅、爭端解決機制、產供鏈穩定等重大核心問題上，中美如果不能相向而行，那么不僅將會顯著增加國際經貿交易成本，還可能會加劇本已呈現小圈子化、小集團化和“以鄰為壑”的國際經貿治理格局。

當今時代的中美經貿關系，意義早已不限于每年7000億美元上下的雙邊貿易額，還在于兩國在新的競合周期里如何探索破解雙邊、地區以及全球經貿領域的問題和不確定性。至少短時間內，美國仍將繼續扮演全球增長重要引擎的角色，美國目前正處于商業周期擴張階段，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領域投資不斷擴大，資本市場和交易活動有望保持活躍。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一些人認為美國將會一直這樣“一枝獨秀”下去，可以繼續在經貿層面憑借“實力地位”隨意霸凌他國，繼續借助美元霸權和其他契機在世界范圍內“割韭菜”。

但事實顯然并非如此。美國確實仍是世界經貿秩序的一大主導性力量，但若拋開與包括中國在內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合作，僅僅依靠“在岸”“近岸”“友岸”等基于陣營對抗的操作，根本無法支撐其作為世界經濟與金融超級大國的地位。即便強大如蘋果、谷歌、微軟、特斯拉、高通、英偉達等美國產業與科技巨頭，也都不愿且經不起強行與中國市場切割。另外，隨著中國顯著加大研發投入并在一些核心科技與產業領域實現相當程度的自主可控，美國對華“卡脖子”難以得逞，對全球科技發展與關鍵產業的掌控力也遭到削弱。如果美國繼續固執奉行對華經貿與科技打壓政策，那么時間將進一步證明這是一場“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雙輸格局。

在與中國多輪戰略博弈之后，美國國內包括政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打造將中國排除在外的供應鏈難上加難，將“中國制造”“中國智造”從全球中高端產業鏈價值鏈中剝離出去更不可能。美國不可能實現其圍堵遏壓中國的目標，較為理性的做法是與中國在穩定宏觀經濟、應對全球性挑戰等方面加強合作，實現雙贏和多贏。中美雙方可以也完全應該以各自獨特的國家智慧、必要的戰略溝通，建立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原則的相處之道。（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教授）